从历史史诗片的角度来看，《角斗士 2》（Gladiator II）完全体现了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独特风格：场面恢宏壮丽、艺术风格鲜明，不过拘泥于准确重现历史细节。从《拿破仑》（Napoleon，2023）到《法老与众神》（Exodus，2014），再到《天国王朝》（Kingdom of Heaven，2005），斯科特总是善于发掘历史中富有电影感的元素。他深知好莱坞电影本就不该成为历史教科书。因此，虽然《角斗士 2》中的主要角色大多源自真实的古罗马历史人物，但观众也不必期待电影会完全遵循史实展开情节。
不过，《角斗士 2》还是巧妙地暗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变革，尽管全片只字面提及一次。这就是罗马帝国即将经历的重大转折：从一个崇尚异教、热衷征服的帝国，转变为推动基督教发展的重要力量。
故事发生在第一部《角斗士》的十六年后，正值腐败的卡拉卡拉（Caracalla，由弗雷德·赫钦格[Fred Hechinger]饰演）和杰塔（Geta，由约瑟夫·奎因[Joseph Quinn]饰演）统治时期。而仅仅一个世纪之后，君士坦丁就成为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皇帝，为当时已经萌芽的基督教在古代世界的传播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在《角斗士 2》中，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基督教革命的种种征兆。一个道德沦丧、嗜血成性的文化在呼唤着精神的革新；一个唯武力是举、以征服为至上价值的政权，正在种下自我毁灭的种子。人们开始渴望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追求荣誉、平等、尊严与团结，在这个充满死亡的世界里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部电影不仅展现了一千七百年前促使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的各种因素，也为当今时代带来了启示。在现今这个同样充满堕落气息的西方世界，我们或许也将见证一场新的基督教革命的到来？
《角斗士 2》（因暴力场景被定为限制级R级）中的古罗马，是一个充斥着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军事泛滥的世界。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和杰塔（Geta）就是这种风气的集中体现：他们一方面嗜血成性，沉迷于角斗表演、无止境的军事扩张（甚至扬言“让他们吃战争去吧！”）；另一方面又沉溺于自我放纵的享乐主义，热衷于纵情声色的狂欢和奢靡浮夸的宴会，甚至用犀牛头来装点餐盘。另一个主要反派角色马克里努斯（Macrinus，由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饰）也同样令人不齿，他奉行的唯一信条就是“暴力即真理”（他常说“暴力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怀着仇恨驱使的复仇之心，最终让曾经的受压迫者变成了新的施暴者。
尽管影片中暴力场面频现，但导演巧妙地通过反派角色们奉行的“唯力是图”与主人公们坚持的“力量与荣誉并重”形成鲜明对比。正面人物中有德高望重的皇帝（同时也是斯多葛学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后人：女儿卢西拉（Lucilla，由康妮·尼尔森[Connie Nielsen]饰）和外孙卢修斯（Lucius，由保罗·梅斯卡尔[Paul Mescal]饰）。其他虚构的角色也展现出同样的品格追求。佩德罗·帕斯卡尔（Pedro Pascal）饰演的将军阿卡修斯（Acacius）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他意识到无休止战争的荒谬，立志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政权，并坚定地表示：“我绝不会为了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继续牺牲新一代的年轻人。”
片中最具荣誉感的角色——很可能是一位基督徒——要数从角斗士转型为医者的拉维（Ravi，由亚历山大·卡瑞姆[Alexander Karim]饰）。作为影片的道德灵魂，他多次谈及宽恕与救赎的意义，甚至用河流的比喻来阐释救赎的真谛。拉维的人物转变本身就暗示着罗马即将迎来的基督教变革：他从一个以杀戮谋生的角斗士，蜕变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医者、弱者的守护者和尽责的家庭男人。他不再收割生命，而开始守护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角斗士 2》中那些坚持“力量与荣誉”理念的男性大多都是有家室的男人，婚姻美满。而那些“唯力是图”的男性则几乎只与其他男性为伍，甚至在很多场合下发展出暧昧关系。在卡拉卡拉和杰塔这两位男性共同统治的时期，社会弥漫着嗜血和纵欲的风气，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影片巧妙地暗示了罗马未来的基督教化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放纵的性文化、父权制对妇女儿童的压迫、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最终都将被基督教倡导的一夫一妻制所取代，妇女儿童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显著提升。
在当今世界，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征兆，这或许预示着西方世界将重新回归基督教文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意识到，后基督教时代的性解放运动令她们深感失望，而所谓性别流动的社会风气则使她们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与此同时，男性群体也似乎认识到了纵欲享乐和强权统治带来的精神空虚。令人惊讶的是，年轻男性开始对教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圣经的销量也节节攀升。即便是那些尚未皈依基督教的人，也越来越多地被归类为“尊重现实者”和“寻求人生意义者”。他们不愿生活在一个只有权力更迭的叙事、个人主义肆意横行的世界里。相反，他们渴望找到超越世俗的人生目标、遵循自然法则的约束，追求超越单纯力量的荣誉感。
在这股思潮背后，斯多葛主义在现代西方男性中的复兴让人不禁想起基督教传入前的古罗马。这一复兴一方面得益于新兴的自我提升领域大师，如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乔·罗根（Joe Rogan）和瑞恩·霍利迪（Ryan Holiday）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受到古代思想家的深远影响。例如，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Meditations）在近年来就售出了数十万册。然而，这种新斯多葛主义以及人们对荣誉、自我提升和身心健康的追求，最终是会为基督教的复兴铺平道路，还是会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异化变质，这一切仍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两部《角斗士》影片都反复提及“罗马之梦”这一主题。这个梦想象征着人们对和平的向往——期盼重现“罗马治世”（Pax Romana）的盛世，渴望建立一个人人安居乐业、和平长存的理想共和国。然而，这个梦想却十分脆弱，人们只敢在私下悄声谈论。在《角斗士》的世界里，这个梦想带有末世论的意味，暗示它或许只能通过神的干预才能实现。在凡人之手，即便是最富有荣誉感的人，这个梦想也始终摇摇欲坠。尽管如此，这种对和平国度的向往依然让我们在当下显得更加崇高。这也正是《角斗士 2》的核心主题之一，影片结尾明显指向了这个梦想的方向。
【后面有剧透】在这个经过改编的好莱坞式结局中，那个公开嘲笑“罗马之梦”的反派马克里努斯遭到杀害。而历史上的真实马克里努斯却是继任了卡拉卡拉成为皇帝，并统治了一年多。影片暗示卢修斯（Lucius）最终实现了“罗马之梦”中的和平，不是通过专制独裁，而是把权力归还元老院。就像他在《角斗士》中的父亲马克西姆斯（Maximus，由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饰）一样，卢修斯运用权力是为了造福他人，而非谋取私利。这类英雄形象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对谦逊中见高贵品格的深切渴望——那些愿意放弃而非攫取权力的无私领袖。在这种“谦卑君王”的理想中，我们再次看到《角斗士》系列电影对基督教的巧妙暗示。
值得注意的是，《角斗士 2》中唯一明确提到基督徒的场景，是在谈论那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卑微之人。基督的十字架——他作为最完美的仆人君王（腓 2:5-11）——像一道无形的阴影笼罩着整部影片，为其塑造的英雄主义和盼望勾勒出框架。
《角斗士 2》的结局无疑会让历史学家们感到不快。但我却很欣赏这样的处理手法，这让我想起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好莱坞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中对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谋杀案的另类演绎。这两部电影都证明了“电影本质上是一种‘末世论’式的媒介”，能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永恒的气息”。说到底，电影更像是一场梦的呈现，而不是历史的重现。
《角斗士 2》并非有意为基督教信仰辩护。但它对罗马之梦实现的奇思妙想，却巧妙地暗示了基督教的兴起，也让我们得以通过圣灵的力量，在当下窥见那永恒王国的一斑。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人间之城”虽然“追求统治”，却“被统治的欲望所奴役”，注定脆弱不堪。只有“上帝之城”才能为此提供答案。在巴别塔/巴比伦/罗马的废墟之上，唯有基督教能为重建有意义的道德、美德、和平与人生目标奠定根基。只有在基督教的语境下，平等、尊严、善良、真理和美这些概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而罗马之梦，也只有在上帝的国度里才能最终实现。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对罗马帝国如此着迷（比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最近备受争议的新作《大都会》（Megalopolis））？也许是因为罗马之梦——以及这个梦想的脆弱性——与我们当下的处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们亲身感受着当代西方社会的颓废，目睹着经济繁荣、技术进步和道德自主所带来的收益递减效应。我们意识到，社会的脆弱性及其最终的崩塌，终将重演罗马帝国等古老帝国的覆辙。然而，罗马之梦——这个关于天国之城的憧憬——却始终魅力不减，千百年来不断向我们诉说。它在向我们低语，诉说着比现实更加美好的图景，一座超越人力所能建造的理想之城，一种来自上帝、能超越所有转瞬即逝的帝国的永恒和平。
在罗马帝国日渐衰落的动荡年代里，作为一种翻天覆地的盼望和坚实的真理，基督教在蓬勃发展。如今，在我们这个正在瓦解的“帝国”中，基督教是否也会重现昔日的繁荣？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些预兆和预言。但愿这一切都能成真。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Gladiator II’ and Rumblings of a Christian R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