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一年多前启动了一个系列，回顾该刊七十年的历史。每一期都翻阅旧日刊物，呈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闻报道与时评面貌。每一篇我都读得津津有味，就仿佛进入了时光机，看那个年代的福音派牧师和教会领袖在思考什么、关心什么。
翻阅这些资料，最让我触动的，不是那些评论读来有多陌生，而是有多熟悉。这种熟悉感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是所讨论的话题；第二，是他们描述那些挑战的方式。前所未有、迫在眉睫、危机当头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
举个例子。这段话很能代表当年许多评论文章的语气。当时的评论者费尽心思唤醒基督徒，呼吁他们在时代浪潮中更加忠心。请留意他们用来描述那个时代的措辞：
最要紧的问题是：面对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一切，面对那些引起世界动荡、甚至可能引发灾难的巨变，福音派是否已经准备好，以更深的委身、更强的使命感，迎接这个危机四伏、革命性的时代，活出基督徒的呼召？
世界动荡。灾难当前。时代天翻地覆。危机接踵而至。这段话，写于一九六〇年。
这种相似性同样体现在话题内容上。以性革命为例。一九六五年，总编辑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呼吁基督徒对性道德的堕落与泛滥表达“道德义愤”：
每一个珍视基本道德的美国人，都必须燃起道德义愤，让这份义愤化为正当而有力的抗议之声，反对这场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性泛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如此广泛地将性沦为敛财的工具。因为这一切所需要的技术手段，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成为可能。
请注意其中“前所未有”的说法，以及对新技术助长道德败坏的忧虑。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的几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今日基督教杂志就曾悲叹，淫秽刊物触手可及，甚至在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公开叫卖：
我们的教会该警醒了：看看那些以“成熟”和“体面”为幌子、在药店和报摊上公开出售的读物，正在流向少男少女的手中。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报摊上的黄色刊物已令人忧心忡忡，不知那些编辑看到今天的景象会作何感想。如今只需一部智能手机，色情内容便触手可及，连孩子也难以幸免。
这种模式一再重演，似曾相识的感觉也愈发强烈。教会领袖们面对文化变迁、属灵冷漠，常感沮丧，无招架之力。牧者和平信徒都在感叹基督徒信仰的名存实亡：
对许多牧师而言，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如何应对那些历代以来屡见不鲜的听道而不行道的基督徒。一九六三年有一大批人自称信主，他们的生命却几乎看不出受任何新约教导影响，这种局面将许多牧师逼入了孤独而茫然的困境。
要知道，这段话写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教会复兴浪潮的尾声，那时教堂里座无虚席，各种事工遍地开花，可是，哪怕在我们今天视为属灵黄金时代的时期，忠心的牧者们照样疲惫、迷茫，不知路在何方。
福音派内部的分裂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六一年，一篇社论就曾为这场运动四分五裂的现状痛心疾首：
在整个教会世界中，福音派往往显得是一股最分裂、也最制造分裂的力量，就连内部事务也不例外。分裂、猜疑、口舌之争，比比皆是。为无关宏旨的小事争吵不休，本该用于在要道上同心合力的精力就这样耗尽了。最令人痛心的是，福音派在灵里、在目标上、在行动上真实合一的见证是世界所需要的，而这种见证也必定会震撼、影响这个世界。
福音派的内斗并不是从社交媒体时代才开始的。这是这场运动由来已久的顽疾，正如地方教会的纷争可以一路追溯到哥林多教会。
关于教会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在这些资料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九六〇年，今日基督教杂志虽对天主教徒出任总统深感忧虑，却也洞察到一个更深层的文化转变：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在于天主教政治势力的崛起，也不在于美国政治风向从新教主导转向后新教时代，或走向多元宗教并立的格局。更深层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宗教与政治态度和行为毫不相干。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对真假信仰的辨别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这个担忧可以说是相当有远见。它引出一个从一九五六年开始，至今仍不断被提起的争论：美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从绝对意义上说，用完美主义的标准来看，并不存在什么“基督教国家”。就神国度的更高秩序而言，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政治实体是彻底基督教化的。但有些国家确实比其他国家更多地体现了基督教原则。……当美国最忠于其立国之本、最忠于其真实本性、最忠于其上帝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一方面，编辑们告诫教会不可将福音政治化，警惕那种习惯“将宗教当作意识形态斗争武器”的冲动，毕竟“敬拜神、事奉神，当为神的缘故”，“追求公义，当为公义本身的缘故”。
另一方面，他们同样警告教会不要完全退出公共领域。一九五八年，在冷战背景下，他们担心教会对社会的参与过于软弱：
如今，罗马城火光冲天，可弹琴作乐的竟不是尼禄，而是教会。（公元 64 年，罗马发生了一场持续六天七夜的大火，大部分城区被毁。根据塔西佗在《编年史》第十五卷的记载，当时民间流传着一个谣言：尼禄在罗马着火时，登上了自己的私人舞台，演唱关于特洛伊毁灭的诗篇。这就是尼禄在罗马城大火时弹琴作乐的典故出处——译注）教会甚至认可了那些打着基督徒群体旗号，鼓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路线的领袖，任由他们自称代表基督徒的良知而不置一词。
就连对技术的焦虑，读来也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熟悉感。早在一九五九年，专栏作者们就在担心那些依赖潜意识暗示和心理操控的广告手段。这不正是今天人们对算法之忧的早期版本吗？
他们也预见到，技术依赖可能重塑教会生活：会众越来越依赖“特效灯光、麦克风、各种电子设备”，福音本身也面临被当作商品来营销的危险。
今天许多人担忧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能否撑过学术界的大变局。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头条就已经在问：“基督教大学能存活下去吗？”看来那个年代的学校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
风暴预警已经发出。学术“气压表”摇摆不定，甚至持续走低，远方地平线上隐约有飓风的迹象。过去十年那种一帆风顺的好日子，恐怕难以为继。……基督教大学正面临运营成本不断攀升的压力，同时还要应对学生纷纷转向公立大学的普遍趋势。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五十年代的基督徒在为人工授精的伦理问题争论不休；评论者忧虑娱乐至死的风气正在毒害年轻一代——“我们这些沉溺娱乐的孩子”对“造就科学家和学者所需的严格训练毫无兴趣。比起读书，他们更喜欢踢球”。
他们哀叹圣诞节的商业化，称其“充斥着赤裸裸拜金主义，铺张浪费到无法原谅”。教会在种族关系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始终是绕不开的坎儿，对于民权运动的目标与方式，也是褒贬不一。
翻阅这些旧刊之后，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以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格外动荡、格外糟糕。我们告诉自己，如今一切都比以往更加混乱，所以教会必须有所作为，加紧行动，甚至不惜孤注一掷，因为这场危机前所未有。
然而，以历史为镜，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许多基督徒是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中成长的，两场世界大战夺走了数千万条生命。牧者们曾带领教会熬过大萧条的寒冬。更早的世代经历过瘟疫毁城、逼迫入狱甚至殉道，也见证过摧毁古老文明的政治巨变。就在今天，在许多国家，公开敬拜仍属违法，圣经仍是禁书，忠于信仰仍要付出实实在在的肉身代价。
是的，今天的挑战是真实的。但并非史无前例。
正因如此，那种一心认为“我们正面临史上最大危机”的想法，与其说揭示了时代的本质，不如说暴露了我们自身的问题。这是一种代际自恋，也是一种试探，把自己这代人的挣扎看作格外严峻，把自己这代人的使命看作格外悲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入其中，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学习同一门功课：忠心而不恐慌，勇敢而不夸张，盼望不是建立在时代的紧迫感上，而是建立在神坚定不移的信实之上。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Generational Narcissism of Always Thinking We Face the Biggest Crisis E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