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也就是那些我们在中学和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教科书里一定都会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科学革命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这些科学家的名单：牛顿（Isaac Newton）、波义耳（Robert Boyle）、帕斯卡（Blaise Pascal）、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法拉第（Michael Faraday）、麦克斯维（James Clerk Maxwell）、开尔文（William Thomson, Lord Kelvin）、巴斯德（Louis Pasteur）、欧拉（Leonhard Euler）、帕金森（James Parkinson）、培根（Francis Bacon）……

有人说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这些人生活的年代，欧洲还是“基督教世界”，在欧洲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不是天主教，就是基督新教。整个欧洲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基督徒——即使内心信仰可能并不正统，但至少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不过这最多只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这些科学家生活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是事实，但是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欧洲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那个年代已经出现很多强烈反教会、反宗教的无神论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实际上这些基督徒科学家里面有很多当年跟反对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有激烈辩论，有思想交锋。更重要的是，这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现代科学是发源、奠基在基督教（广义）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不是在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或者中国文化等等之中。  

在科学革命方兴未艾的那个年代，科学往往被称为“自然哲学”，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大都以自然哲学研究者自居。然而他们相信他们所从事的哲学把他们引向对上帝的信仰。科学革命时期的化学大师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波义耳是被称为“近代化学之父”的物理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他是一名自学成才的清教徒，从小喜爱科学研究，18岁时就应邀参加了常常在伦敦和牛津大学聚会，被称为“隐形（无形）学院”的科学社团“哲学学会”；27岁在牛津大学建立实验室，研究气体性质和燃烧现象，后来也成为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胡克是他的助手。

波义耳是“波义耳-马略特定律”的发现者之一，这个大家在中学物理、化学课都学过的定律，数学表述是“pV=k”或“pV=nRT”，文字表述是“理想气体的体积与压强的乘积在一定的温度下为一确定的常数”。台湾大学环境科学教授张文亮评价说：“这个定律的伟大不是在怎么计算、怎么运用，这个定律的永垂不朽，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发现的‘定律’，证明宇宙里是有不改变的律——且因创造宇宙的是一位信实、永不改变的上帝。”

 波义耳做科研突出的地方是他特别注重实验。他自己设计了很多化学实验的仪器和方法（例如真空泵）。通过实验的实证，他发现空气是燃烧的必要条件。1661年他出版《怀疑派的化学家》一书，批判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论（万物由水、气、火、土构成），并提出“元素”的概念。由于他对化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波义耳被认为是近代化学的奠基人。

波义耳很有把身边的科学家团结起来的能力。在他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包括牛顿、胡克、“植物学之父”约翰·芮（John Ray）等，这群人后来成为“英国皇家科学会”的主力。1680年，波义耳被推选为英国皇家科学会会长，但因为他拒绝宣誓（他相信圣经禁止基督徒发誓）而没能担任此职。

1691年的最后一天，多年来原本身体就很虚弱的波义耳与世长辞。在他去世之前，波义耳在著作中劝勉牛顿等他的科学界的同事、朋友和学生：“我老了，这该是我将所知的化学知识写下来的时候了。这些知识，有的是经过多年的实验、有的是与别人仔细讨论而得。我认为是确实的，就尽力地写下来；有些是困难不易明白的，我尽可能地写清楚，好让后来的人能够仔细判断。我把每个研究细节一一写下，透过真实无伪的记载，将知识有效地传递下去。但是，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我仍然无法窥得知识的全貌。现今，我把一生的成果放在你们的手中，愿你们像鉴赏家鉴定艺术品一般。在那一刻，是我呈现对人类与化学深爱的献礼。” 

波义耳晚年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神学研究中。他的神学研究以时间神学为主，不太注重一些基督徒之间在神学上的争辩。1665年，他曾被推举担任伊顿公学副校长，但他因为这个职位算是教会圣职而拒绝担任——他说如果他成为神职人员，人们对他的神学观点将更为看重，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神学家——他的谦卑和谨慎由此可见一斑。波义耳很显著地把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融入到他的神学研究当中。他在神学著作（如《论自然事物最后的因》（A Disquisition about the Final Causes of Natural Things）中批评笛卡尔等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否认对大自然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了解上帝的启示。波义耳认为，科学研究能够揭示出自然界具有设计特质的一些方面，从而佐证上帝在这个世界中的工作。 

波义耳年轻时写的信仰文章主要是灵修作品，在思想更成熟的后期，属灵写作中他对理性、自然和启示有更深入和细致的哲学思考，尤其对新兴科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有富于洞见的讨论。他对那个时代欧洲无神论和反基督教的自然主义的兴起深感忧心，也因此很努力地向世人展示科学与宗教可以彼此支持的诸多方面。他晚年写了《基督徒的品德》(The Christian Virtuoso)一书，呼吁基督徒“以科学研究作为信仰的职责”。

对波义耳来说，研究作为上帝手笔的自然是宗教热忱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他深信以这样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必能有助于我们认识上帝的无所不在和至善至美。波义耳曾经捐助大量的金钱给向亚洲宣教的宣教机构和把圣经翻译成东方文字的福音机构，他也曾资助爱尔兰语圣经的印刷。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相信圣经的科学家》（The Christian Virtuoso）。波义耳死后，按照他的遗嘱，亲友把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讲稿捐赠给公众，并用他的基金设立了研究基督教信仰与自然哲学之关系的“波义尔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