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浸信会里有加尔文主义浸信会、或者有一个加尔文主义者，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没有“路德宗浸信会”？来自宗教改革不同传统的几位福音派人士最近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
在听闻美南浸信会因加尔文主义引起的争论之后，加拿大安省救赎主大学（Redeemer University College）政治学教授大卫·柯西斯（David Koyzis）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加尔文主义浸信会，却没有“路德宗”浸信会？他在博客中说：
从历史角度看，路德宗和加尔文主义的标签有差别，其中的原因绝非明显。毕竟，加尔文比路德更直截了当阐述了一种改革宗的教会论，而路德比在日内瓦对应他的那一位更愿意宽容不同地区的不同教会治理体系。例如，瑞典和芬兰的教会保持着一种主教制的教会治理体系，有使徒传承的主教。虽然如此，当瑞典人和芬兰人移民到北美，他们各自在新地方建立的教会群体，奥斯堡和芬兰路德会，通常等级制度就不太明显，在本质上更接近会众制，但这却没有在任何方面削弱他们与母会的继续相交。他们通常持守奥斯堡信条，这比他们的教会治理体系更重要。另一方面，当改革宗的基督徒在新世界建立教会，他们通常把他们的教会治理带到大西洋的这一边。因此，如果在历史上，路德宗要比加尔文主义在教会论方面更灵活，我们一些人却不能一眼看出，为什么人通常认为，成为一位加尔文主义者，这是在救恩论方面表明立场，而成为一位路德宗人士，则是在教会论方面表明立场。但有可能我还没有看到其他人已经明白的问题。
休斯顿浸信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柯林·贾巴里诺（Collin Garbarino）提出了一种解释，说明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有路德宗浸信会：
我们讲到“加尔文主义浸信会”的时候，指的是认同加尔文救恩论的浸信会。为什么不把他们称为路德宗浸信会？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这两位改教家持守类似的救恩论教义（我知道一些人不同意最后这说法，但这些人是错的）。我的朋友和同事杰里·沃尔斯（Jerry Walls）甚至把阿奎纳称为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阿奎那主义浸信会”，这听起来让人感觉怎样？为什么加尔文抢了全部的风头？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有关。我们不应低估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发挥的作用。加尔文写了一本论述信仰和实践的手册，帮助把宗教改革根植到新的处境当中。虽然路德的作品读起来更有趣，它们却不系统。如果一位抗罗宗人士有不明白的问题，很有可能他能在《基督教要义》里找到答案。加尔文的著作影响了讲英语的基督徒。参加韦斯敏斯德会议的神学家把加尔文主义注入了圣公会。不同的不从国教者和公理会人士开始脱离圣公会，他们的神学成了一种对修正的加尔文主义的修正。这些公理会人士当中有一些人最后坚信婴孩洗礼是不合乎圣经的，他们又修正了对修正加尔文主义的修正。
《加尔文主义的喜乐》（The Joy of Calvinism）一书作者格里格·福斯特（Greg Forster）回应柯西斯和贾巴里诺，提出几个历史以外的理由，包括：
加尔文主义（以及后来的阿民念主义）神学更清晰。我们的路德宗弟兄们会说，问那么大的问题，这只会导致悖论，而对于悖论，人卑微的头脑能讲得清楚的事情不多。与此同时，我们的圣公会弟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有清楚的个人看法，但是当为总体教会制订方向的时候，他们用一种富有恩慈的模棱两可面纱遮面，追求合一。认信的加尔文主义者发现这不够——不是因为他对人的理性充满溢美之词，而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已经清楚和一贯告诉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当信什么，而牧师必须传讲上帝全备的旨意。认信的阿民念主义者起来回应，认同上帝已经告诉我们当信什么，只是不认同上帝到底说了什么。在我看来，浸信会和自由教会（即非国教教会）的群体通常要求他们的神学要有这种清晰度；只是在更广泛的文化与传统相结合的处境中，大范围保留悖论和模棱两可的做法才行得通，国教教会往往先入为主地认定存在这种文化与传统相结合的处境，但浸信会教会并不这样认为。
斯蒂芬·韦奇沃斯（Steven Wedgeworth）是《加尔文主义国际》（The Calvinist International）的创办人和总编辑，认为这些不同与人如何使用标签大有关系：
总是加尔文在出风头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论辩学都倾向怪罪他。你知道的，“加尔文主义”太过经常代表的并不是加尔文的系统神学，也不是与路德宗神学相对的改革宗神学（虽然有时候是这样），而是更多代表改革宗神学之下清教徒和教义严格人士这一分支，这触发了当时许多著名的争论。就连坚持预定论和讲究圣礼的“圣公会人士”，出于社会和政治原因，有时也让自己与加尔文主义这说法保持距离。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就是这种心态的一个例子。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暗示着狭隘党派精神的标签得到人的接受，成为一种引以为豪和群体的徽号。同样，“路德宗神学”其实并不代表马丁路德本人，或他首要的神学贡献。所有“改革宗”和“加尔文主义”神学家都宣称路德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都持守唯独因信称义，基督徒的良心自由和两国论。“路德宗”最终成为“纯正路德宗人士”（Gnesio-Lutherans）的商标，他们特别强调，饼和酒中基督真正的临在是路德宗身份的必要条件，而路德最根基性的著作其实并不是这样说明的，它这没有根据的显赫地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种作用，赋予路德宗神学某种注重神职人员和教义严格的特征，而这是与路德宗原本的神学完全对立的。英格兰的基督徒，他们当中许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是相当“路德宗”，最终与这称号一刀两断，因为他们自己更接近宗教改革的“改革宗”分支，这也是因为路德宗反对这一分支的缘故。
最后，一位路德宗人士加入讨论。韦真尔（Gene Veith）解释了为什么路德宗神学与“路德宗教会”是分不开的：
这场讨论表明人对路德宗神学有极深误解，这让我们这些路德宗人士抓狂。在这里我们看到问题的双方都有一种观点，就是除了圣礼之外，加尔文主义与路德宗神学是一样的，而这分歧其实并不是如此重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要认识路德宗神学，人就必须承认路德宗对靠恩典得救和因信称义的理解，是不能与路德宗对洗礼重生和基督在圣礼饼和酒当中真实临在的教导分开的。在路德宗的神学和灵命观中，这些教导都是彼此紧密相连。如果你让它们互相对立，以为你可以认同路德宗的救恩论，却不接受路德宗的圣礼神学，你可能会有加尔文主义者，浸信会人士，或加尔文主义浸信会人士，或别的什么，但你不可能有路德宗人士。你也不可能有路德宗的加尔文主义者，或加尔文主义的路德宗人士，或路德宗的浸信会人士，或浸信会的路德宗人士。
对柯西斯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我认为韦真尔的回答是最清晰的，至少在为什么没有路德宗浸信会人士这部分是这样。路德宗神学的圣礼神学与浸信会神学不兼容的程度，远远大于改革宗神学的其他方面。但这场讨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回答问题，而是促使人思考，为什么他们与一种具体的神学传统站在同一阵线上。在2013年，要作一位加尔文主义浸信会基督徒（我就是这样的人）几乎是要求人选择传统，对着那些认为这种类型甚至不可能存在的人来为这样的选择做辩护。阿民念主义的浸信会基督徒（我从前大半辈子都是这样的人）却并不必然需要这样做，因为人们常常认为，阿民念主义是浸信会人士的默认立场，在美南浸信会当中尤为如此。结果就是，浸信会人士像大多数其他基督徒一样，太过经常接受他们地方教会神学（无论是加尔文主义，阿民念主义还是其他）的默认立场，从来不思索这是否与他们在圣经中看到的一致。像这一种的讨论有助唤醒我们脱离教义方面的沉睡，带领我们深入反思我们为什么选择现在拥有的神学标签。
译：古旧福音；校：JFX。原文发表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ebatable: Why Are There Calvinist Baptists But No Lutheran Bapt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