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 21 世纪，“与时俱进”成为西方福音派基督教界的流行口号。民调显示，年轻一代正大规模地背离信仰。面对这一紧迫形势，牧师、教会领袖和基督教意见领袖们纷纷尝试为信仰重塑形象，以期让福音对新生代更具吸引力。这一时期，《Relevant》杂志创刊，唐纳德·米勒（Donald Miller）的《蓝调爵士》（Blue Like Jazz）问世，罗布·贝尔（Rob Bell）则以福音派界的“史蒂夫·乔布斯”姿态崛起。格子衬衫、窄腿牛仔裤、胡须、纹身，一度成为牧师们的非正式着装。这场声势浩大的公关运动，力图推广一种不那么教条、更贴近文化、“新兴”的信仰，与上一辈人心目中那个陈旧的宗教形象判若两人。
十年前的这个月，我在《嬉皮士基督教：当教会遇到酷炫》（ Hipster Christianity: When Church and Cool Collide）一书中，详尽记录了这段略显尴尬的历史。如今看来，这本书俨然已成为一件古董——一个封存了千禧年之交某类福音派基督教的时代胶囊。然而，恰恰是这本书的过时，印证了我当初的观点：所谓“酷炫基督教”，即便没有自相矛盾，至少也是徒劳无功。一味追求“与时俱进”的基督教，实际上是在为自身的迅速过时埋下伏笔。与其说这种做法能拯救或复兴基督教，不如说是将其缩减为消费品，如同昙花一现的时尚潮流般善变易逝。将基督教的价值建立在讨好“潮人”之上——这不过是福音派长期以来对外在形象痴迷的最新表现——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这里有几个原因。
正如我在书的最后一章所言，将“与时俱进”等同于盲目追随潮流、迎合当下文化，这种想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如果我们不够前卫张扬，就无人问津；如果不熟悉流行文化，就不会受到认真对待；除非将耶稣塑造成符合时代精神的形象，否则没人会对他感兴趣。然而，这种所谓的“与时俱进”恰恰建立在基督教坚决抵制的一个概念之上：短暂性。真正永恒的事物从不随波逐流，不会朝秦暮楚，也不会盲目追逐潮流。它们坚如磐石......真正的“与时俱进”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的论点围绕着“酷炫”本身固有的短暂性展开，这也正是“酷炫基督教”注定难以持续的原因。今日风头正劲的封面牧师，明天可能就成为过气之人。今年人气爆棚、吸引大批 20 多岁年轻人的时尚教会，明年可能就沦为“我曾经去过那里”的陈年旧事。几乎是瞬间过时，这就是嬉皮士基督教（或任何标榜嬉皮士的事物）的宿命。值得注意的是，我在书中提到的大多数“潮流基督教代表人物”，如今已经远离了福音派的影响圈。唐纳德·米勒转行成了营销顾问，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l）在西雅图的大型教会已经解散，罗布·贝尔（Rob Bell）则摇身一变成为了奥普拉和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Elizabeth Gilbert）推崇的新时代大师。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仅十年前在《嬉皮士基督教》中大放异彩的许多名字和趋势，如今已经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全新的人物和潮流），这恰恰印证了本书的观点。
我认识一些人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坚持参加潮流教会，但更多的人已经转向其他教会（通常是那些注重礼拜仪式、令人耳目一新的无聊教会）。还有一些人则彻底与基督教说了再见。事实证明，23 岁时觉得酷炫无比的教会，到了 33 岁、为人父母、步入职场后可能就失去了吸引力。事实证明，一个热衷于讲述“电影中的上帝”而非赎罪教义的教会，从长远来看并不能真正滋养你的灵性。事实证明，一个可以和你一起喝酒、抽烟、追剧的牧师，远不如一个看似不够酷炫但真正圣洁的牧师重要。后者或许能真正推动你在效法基督的道路上不断成长。
大卫·韦尔斯（David Wells）在《作新教徒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些教会为了吸引信众，尤其是年轻人，不惜采用各种营销手段，认为不这样做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他们极力追求所谓的“文化调适”，却没意识到这可能正在背离信仰的本质，失去神的眷顾。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华而不实的技术不以为然、能够洞察表面光鲜背后本质的年轻人，那些已经被各种营销手段恶心够了的年轻人，离开这些所谓与时俱进的教会的可能性，与走进它们的可能性一样大。
对牧师和教会而言，追逐“酷炫”无异于一场徒劳无功的愚蠢游戏。这不仅会耗尽你的精力（毕竟，谁能永远跟上潮流的步伐？），更会分散你对真正重要事务的注意力。相比起追逐时髦，教导正确的教义、培养真正的门徒才是更为关键却往往被忽视的任务。
无论身处何种文化环境，过分强调融入文化必然导致神学上的妥协。这正是福音派任凭实用主义所驱动、痴迷形象而自取灭亡的根源。所谓“以慕道友为中心”，往往意味着淡化甚至完全回避一些艰深的教义。为博得掌声、点击量和特定群体认可而讲道，几乎必然导致神学观点的扭曲。“该让基督教与 21 世纪接轨了”这样的说法，通常只是“让我们不要再纠缠于性贞洁、不说脏话、圣洁、圣经无误论等不受欢迎的基要主义观点”的委婉表达。试图让基督教迎合你想要打动的听众的政治立场（这种情况在各个层面都存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信仰为政治所塑造，而不是信仰引导政治。
《嬉皮士基督教》出版后的十年里，我观察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某个持保守神学立场的 20 多岁神学院毕业生，满怀热情地想在某个咖啡文化发达的后基督教地区（比如波特兰、布鲁克林或旧金山）开拓教会。他怀揣着用耶稣的爱改变这个高度世俗化文化的美好愿景，搬到那里开始建立教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高度世俗化的文化反而改变了他。表面上是为了宣教而融入城市正在中产化社区的放纵道德观、觉醒政治和精酿啤酒文化，实际上却让他不知不觉中被同化了。最终，他非但没有改变文化，反而被文化改变了。起初对“与时俱进的基督教”的真诚尝试，最终演变成了犬儒主义、妥协的见证，甚至可能完全放弃信仰。马克·塞耶斯（Mark Sayers）在其 2016 年的著作《消失的教会》（Disappearing Church）中深入剖析了这种现象。这也是嬉皮士基督教未能为日渐衰弱的福音派运动注入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与文化互动当然很重要：我们需要理解文化，剖析文化，欣赏文化的某些方面。但千万不要低估其中的风险（我在这方面有着切身体会）。我们这个日益后基督教化、被数字媒体主导的世界，其塑造人心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
福音派教会对“与时俱进”的执着——“嬉皮士基督教”不过是其中一种表现——实质上源于它的一个致命弱点：割裂历史的当下主义。大多数福音派信徒对基督教历史和教会传统知之甚少（他们可能会问：像奥古斯丁这样的古人，怎么可能理解千禧一代的独特需求呢？）。然而，正是这种对历史的无知，使福音派容易陷入各种神学和教会学的混乱。许多人不再关注教会历史的延续性，不再在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上建造，也不再珍视传承下来的教义和实践。相反，他们热衷于不断地“革新”，仿佛每一代人都必须以全新的方式来“搞教会”。
处境化很重要，与时俱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我们也不能盲目地认为前人传下来的一切都值得保留。但当世俗观察者看到大量教会都在标榜自己新颖、与众不同和别具一格时，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们在废弃的J. C. 便尼百货公司聚会！”“我们的敬拜乐队风格是平克·弗洛伊德（摇滚明星）遇上希格若斯（后摇滚风格）！”“我们是灵恩加尔文主义者，拥有自家咖啡烘焙机！”——这些口号不禁让人觉得，这些教会只是在拥挤的市场中寻求差异化的消费品，不过是一些企业家的营销伎俩，用来兜售某种属灵体验。
这就是“时尚教会”势必传达的信息：另一个向你兜售的商品而已。正如我在《嬉皮士基督教》中所写，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个问题：
如果我选择信仰基督教仅仅是因为它的包装精美，就像选择一部苹果手机一样，那么我对这个“信仰品牌”的忠诚度恐怕难以长久。毕竟，从一开始吸引我的并非信仰本身，而是那些华丽的营销手法。这种吸引力很容易被其他更具竞争力的对手超越。因此，试图将福音包装成酷炫的东西是种危险的做法。这种做法把福音的吸引力建立在外在的、可售卖的“酷炫”之上，这或许能吸引人，但与信息的实际内容几乎毫无关系。接受这种福音的人很可能就像《马太福音》第 13 章中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看似生长，实则无根。
在当今时代，牧师和教会领袖很容易陷入一种焦虑：为了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脱颖而出，吸引人走进教会，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一些新奇做法和华而不实的噱头。然而，我们需要谨记：如果我们吸引人接受的信仰与耶稣传给我们的信仰相去甚远——比如，如果我们为了吸引人而淡化了作门徒的代价（正如《路加福音》14:25-33）——那么这种信仰既不会持久，也不会带来真正的生命转变。
回顾过去二十年，那些标榜自己酷炫的教会、打扮时髦的牧师，以及被包装成“成为基督徒的新方式”的各种尝试，都未能扭转美国基督徒人数持续下降的趋势。所谓重新构想的、“与时俱进”的信仰，这种“基督教 2.0”策略，事实上并未奏效。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重拾初心，回归“基督教 1.0”的本质。
比起“酷炫基督教”那种笨拙的急于求成，忠信的基督教所展现的沉静自信要更加动人心魄。比起任何名人牧师或精心设计的包装，更具说服力的是教会那种持续、坚定、脚踏实地的存在。正是这种存在，能在人们的生活和社区中孕育持久的积极变化。如果说在我写《嬉皮士基督教》的十年后有什么新的领悟，那就是：传承而来的信仰，比起一个重新包装的信仰，更值得信赖，也更具有变革的力量。真正的信仰不需要标新立异，它的力量源于其恒久不变的本质。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ool Christianity Is (Still) a Bad Id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