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想要有效说服他人的人都能明白，我们选择的讨论框架、建立类别或贴标签的方式对确定所讨论问题的范围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想找到任何有意义的共识，不仅要审视表面的分歧，而且还要审视基本的框架。
几周前，我开始了一个关于新宗教右派崛起、美国文化战争的系列文章，首先是（1）文化战争的简要历史，（2）让信念脱离文明礼貌的倾向，然后（3）仔细观察我们现在怎样居住在一个对基督信仰存负面消极态度的世界里，以及（4）为什么“对基督信仰持负面消极态度的文化”对我来说感觉只是过去生活的延续。在这个系列中，我一直在与亚伦·雷恩就近期福音派发展的论述进行互动。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指出了想象自己处于对基督信仰有敌意的“负面世界”如何给我们看待文化带来强大的影响，因为这也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自己和教会的看法，虽然雷恩说我们当时生活在一个“积极正面的世界”里。
今天，我想指出雷恩的分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所有支持他所提出观点的证据都落在一个狭隘的争议范围里。
雷恩指出了近十年来发生的文化转变（顺便说一下，提摩太·凯勒和斯蒂芬·麦卡尔平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你在追踪围绕道德伦理在性问题上的文化转变，那么雷恩是对的：在1994年之前，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基督教关于婚姻、家庭和性的教导在很大程度上持有积极看法（虽然从1950年代开始出现了裂痕，因为避孕药把性与生育分开，为彻底修改性别观创造了条件，更不要说与离婚有关的法律松动等等了）。
当然，我们这些在90年代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会认为自己是被无神文化围困的残余部队，我们会说自己已经处于“消极负面”而不只是“中立”的世界。（还记得吗？1996年美南浸信会抵制迪斯尼，因为认定后者颠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我不想重复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但它值得重复：生活在“被负面世界包围”的那种自我认定——不管它是否真的准确——对基督徒的心理和文化姿态有着巨大的影响。
但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在过去十年中，社会舆论已经决定性地转向反对基督教对性和婚姻的看法？雷恩的分类法抓住了在这个问题上从积极到中立再到负面的移动。而这一变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卡尔·楚曼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开始的哲学旅程，但没有人可以质疑过去20年文化在同性婚姻和变性意识形态等问题上的快速滑坡。形而上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房间里的争吵。即使你对具体年份的理解与雷恩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分类法仍然有意义。
但还有一个问题。性别议题的确是基督徒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要检验一个为看待世界提供通用方式而提出的框架，最好方法是换一个镜头，让我们用另一个问题去看它。
当我们把问题从道德和性别规范改为社会对种族正义的看法时会发生什么？人们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从负面到中立再到正面，现在社会倾向于更符合基督信仰的观点：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种族，都应当得到尊重和拥有尊严，在法律框架下受到平等保护。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也不意味着近来对种族本质的观点对圣经世界观没有构成什么挑战。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以同意，在过去的60年里，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化压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想象一下，在20世纪5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一位耶稣基督的忠心牧师如果对人性和平等持有深刻的、符合圣经的观点。他是否会认为当时的自己生活在一个对基督信仰“积极正面的世界”？那是一个白人牧师因见证圣经真理和为面临不公正和为遭到暴行的黑人弟兄姊妹辩护而被殴打，有时甚至被杀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黑人牧师看到的是自己的家和教堂被炸毁，他们的邻舍屡屡被处以私刑。
在民权运动发生之前的200年里，那些相信圣经所说、所有人都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那些寻求按照“纯洁、和平和公正的基督信仰”生活的基督徒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这样的英雄站在一起，反对全国各地“腐败的、蓄奴的、鞭打妇女的、扼杀婴儿的、偏颇和虚伪的基督信仰”。在那个时代，他们为忠心付出了代价。那是一个对真正的基督教持有负面看法的世界。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浸信会甚至警告伟大的英国传道人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如果他敢“在这里出现，我们相信一条结实的绳子会很快绕过他雄辩的喉咙”。
把镜头从性别问题换成种族问题，就更难证明1994年以前的文化是倾向于对真正基督信仰“积极正面”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许多来自黑人教会传统的弟兄姐妹不会觉得这种积极/中立/消极的分类法有帮助。
我承认雷恩抓住了社会对性别问题看法的一些转变，其影响确实是巨大的：我们听到教授们失去了教席、企业家害怕分享自己的观点，DEI倡议（DEI initiatives）让基督徒担心他们的工作，甚至基督教学校因为教授基本的圣经真理而受到抨击等等。我的文章不是要否认这些挑战是真实的，也不是要否认这些挑战在未来的日子里可能会增加。寇尔森基督徒世界观中心（Colson Center for Christian Worldview）的约翰·斯顿斯特里特（John Stonestreet）说，我们需要一种“失去工作抓手的神学”，他是对的。采取基督徒的立场是有代价的。
但我想说的是：为真正的基督信仰表明立场一直都是有代价的。有许多基督徒牧师仅仅因为允许黑人来教会敬拜而失去了工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自新约时代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一个与基督信仰为敌的世界中，但这种对信仰敌意的形式根据不同的地方和时代而变化。而机会——社会对基督信仰不同角度的欢迎——也在变化。我们同时生活在积极、中立和消极的世界中，这取决于用什么问题去衡量。
狄更斯曾经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约翰·派博说，这句话“在一个由上帝统治的、被罪恶侵袭的世界的历史上，每一个时间段都是真实的。”1859年，也就是狄更斯第一次写下这些话的那一年，神正在中国和北爱尔兰施展大能，这两个地方正在发生大复兴。当时，查尔斯·司布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乔治·穆勒的孤儿院向最不幸的人展示了基督徒的同情心。但是，1859年也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一年，该书破坏了人类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独特性。这一年，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根据人们对社会的有用性来权衡道德决定和评价人的价值。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我们的时代？我们如何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那些看起来像进步的东西和那些看起来像衰退的东西？“不要假设任何特定的善或恶的历史轨迹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派博警告说。“上帝显然喜欢在艰难和不可能的时期做祂令人惊讶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信仰的核心。福音显示上帝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做了最惊人的事情。
让“消极负面世界”的框架占据你想象力的很大一部分的问题是，它把你锁在一个太窄的范围内看世界，然后限制了你能看到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同时提防进步的迷思和衰退的迷思。“世界就是圣人和先知们所看到的样子；它不仅仅是在变好，也不仅仅是在变坏。”切斯特顿这样写道。“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世界就是这样，它摇摆不定。”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We Need to Complicate the Negativ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