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已经问世85年了，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这部著名小说今天依然被誉为是为我们这个时代量身定做的作品，这可能令人感到意外。作为一部未来主义小说，在其想象的世界里，它引发了许多关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探索的对话。
今年的周年纪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由头，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赫胥黎的经典大作，并思考它与当代世界的关系。
《美丽新世界》的叙事前提和批评对象来自赫胥黎的时代日益受欢迎的福特主义意识形态（Fordist ideology），小说将其投射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乌托邦式的未来。在赫胥黎的“世界国”（World State）中，亨利·福特被推崇为半神话式的弥赛亚式的人物。该书的纪年以他为分野（书中的事件发生在632A.F. 意思是After Ford，即福特之后），他的名字——新世界的创始人——取代了上帝的名字。一次性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报废胜过维修”），以及可预测和大一统的价值观，是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
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世界国”的超级福特主义的产品。透过一个庞大的优生学项目，人们借着先进的生殖技术和条件得到大量生产，成为社会中温顺、好用的参与者，然后完全投入到构成社会心脏的生产和消费之中。人类由五个不同的种姓或模式组成，每个都被精心设计和调教，以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的。社会强调同质性和一致性，个性化、家庭、一夫一妻、以及专一的爱情被视为一种障碍而遭到抵制，“每个人都属于其他人”。
统一的生产线塑造出孩子们，有性繁殖、一夫一妻以及父母的概念都遭到深恶痛绝。社会鼓励公民们从事不育的滥交，以使他们对自己受奴役的状态感到沾沾自喜，同时这也是一种防止人与人之间产生特殊依恋的手段。正如赫胥黎在导言中所说的，“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作为补偿，性自由往往会增加”。特立独行和个人隐私都遭受质疑。
人口的巨婴化是政府的既定政策。身体的衰老和性格与心智的成熟被阻断，以使世界各国公民的能力和品味永远处于青春期状态。同质化的大众娱乐文化促进了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以“感官电影”（"feelies"）和流行的体育运动为形式的强烈感官刺激，都鼓励人们被他们冲动和欲望玩于股掌之中，不能延迟满足，不能发展信念，不能深入感受，不能完全投入到任何一项事业之中。头脑里充满感性和快感，最明显的是通过接种神奇的致幻药物“索麻”("Soma")来防止思考、杜绝反思和禁止不守规矩。
《美丽新世界》的标题是对莎士比亚《暴风雨》（The Tempest）中一句台词的讽刺性引用。尽管表面上令人愉快，但“世界国”的技术官僚和快乐的社会抹杀了所有的激情、道德、意义、理想和莎士比亚笔下升华的人物价值观。轻松的性爱扼杀了浪漫；条件限制和药物保障的“美德”代替了攻克己身和性格形成；无休止的舒适、快乐和缺乏斗争使高尚和英雄主义变得没有必要。诗歌、牺牲、意义和上帝自己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地位。
阅读《美丽新世界》可能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因为人们会被古色古香的趣味和令人震惊的当下元素所一一震撼。尽管这部作品作为一部未来小说已经过时了，但它仍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尽管赫胥黎有先见之明和洞察力，但他的远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所处的时代新兴动力的投射和升级：即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和大众社会。
这些动力已经被后来的许多发展所取代，或者至少是大大地复杂化了。在一个后福特主义经济和个性化设备的数字时代，大众社会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例如，个性不但没有被视为一种威胁，而且现在已经深深地被我们的经济体系所同化，因为我们被鼓励通过我们选择的消费形式来区分、识别和调整自己。我们都戴着自己选定的链子，这让我们都被卷入了同一个系统的事实不那么凸显。
事实上，从我们当代的角度来看，赫胥黎设想的一些元素似乎过于保守。在现代遗传学出现之前，赫胥黎不可能轻易想象到我们现在可以对人类直接进行基因工程，以及由此获得对人性的掌控力。他似乎也没有预见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性爱形式——《美丽新世界》中的滥交都发生在异性之间。此外，尽管赫胥黎构想了一个“世界国”，但为赫胥黎的叙述提供背景的却是英国：激进的全球化在这里似乎效果有限。
赫胥黎描写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是，虽然“世界国”建立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但自动化的过程大大受到压制，其实，人类从事的工作很容易转交给机器或算法（赫胥黎没有探讨准智能机器的可能性）。从当代的角度来看，我十分怀疑小说中的这样一个经济体能够被驯化以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的，哪怕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目的。赫胥黎可能会担心“世界的控制者们”把福特主义的意识形态炮制和强加在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中，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时代，这种担心并非捕风捉影；我们现在似乎更有理由担心我们受制于一个失控资本主义系统的自主和贪婪的逻辑，这一切超出人类的设计或控制。
“世界国”是一个密集规划的社会，可以直接以命题的形式呈现，并由统一的人类愿景整合而成。《美丽新世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解说性的对话，明确阐述了支撑世界国家的人类意识形态。然而，最有力地塑造我们世界的社会发展似乎不再是通过计划，也绝对不会直接呈现给我们。相反，这些社会发展更典型地表现为我们启动的技术和社会动力，其长期目标尚不清楚，其对我们的增量影响虽然总体上和回顾起来是巨大的，但只是在当下和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间接地感知到。尽管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调节，但调节器更可能是一种技术，例如互联网，而不是人类智能。
在当今时代，我们更害怕我们启动的无法控制和无情的非人道过程，这些过程在社会中以令人沮丧的必然性展现出来。我们的世界受制于资本主义总体化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力量。虽然后者扩大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范围，但前者把消费、我们不受约束的能力以及冲动推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压倒了一切可能限制它们的障碍。虽然人类是这些力量的走卒，但这些力量本身的驱动逻辑却高过于人类。
这是《美丽新世界》愿景产生共鸣的一个关键点。赫胥黎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对享乐的渴求会使我们陷入一种有辱人格的束缚。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曾将赫胥黎的作品与奥威尔的《1984》进行过对比且非常出名，他观察到，赫胥黎认识到，与恐惧相比，我们可能更容易被欲望所摧毁和支配。在快乐、娱乐、琐事、分心、欲望和感官的麻醉下，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人性不断被侵蚀而感到麻木。
在当代世界中，正如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观察到的，我们受制于一种温和的极权主义，它不断地要求我们“享受！”。市场已经用产品和广告把我们包围，这些产品和广告已经被当成武器，以激发和调动我们的消费欲望，并瓦解我们任何可能的抵抗。在这个过度饱和的超现实世界里，我们接触到大量人工创造的刺激，远远超过我们以前自然遇到的任何刺激：从化学工程食品，到电脑游戏的炫目图形，从改变心智的药物，到我们屏幕上充满活力的图像，从在线色情内容，到精心剪裁的旅游目的地，从杂志封面上的气质模特，到像脸书这类的网站上的社交。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激发我们的饥饿感，克服我们的抵抗力，并促使我们放纵其中。资本主义令人陶醉的享乐浪潮压倒了它面前所有的障碍——审查制度、法律限制、文化禁忌、社会规范、宗教美德、自我控制。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控制和约束食欲对人类自由至关重要，也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控制，我们就会沦为幼稚的快乐囚徒，无法自我管理。一个悲惨的例子是色情造成的巨大破坏，新技术增加了它的征服力，市场的力量使色情变得更有吸引力，也更难以对抗。虽然在赫胥黎时代，一个专注于大众娱乐和体育运动的社会正在兴起，但我们自己的社会对这些事物的痴迷程度——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对流行文化的相对毫无疑问的消费——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值得真正警惕。
赫胥黎进一步认识到人性被置于生产逻辑之下的危险。也许“世界国”最核心的现实是以技术生产取代了性生殖。人类不再以生育的方式繁衍而是开始被制造。赫胥黎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转变是多么关键，并提请我们注意其各方面的细节：纯避孕的性行为和相对的性别中立的文化，通过类似传送带的过程形成儿童，消灭家庭和自然地欢迎孩子进入的爱之纽带，等等。
再一次，赫胥黎的这部作品中有一个方面在我们当代世界中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共鸣。通过诸如堕胎的意识形态化、生殖技术的进步以及中性婚姻的正常化，孩子们越来越像是被选择和建构的逻辑渲染出来的。人类尊严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是被制造而是被生出来的——通过身体受孕，结成爱的礼物，这一切领先并超越人类在政治、法律、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所有活动。一种文化，如果抵制或忽视这一事实，就像我们现在倾向的那样，可能会改变文化对于人类本身的理解和对待。
作为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日益严峻且极其艰巨的争取人性和尊严的斗争。我们必须反对人类屈服于享乐的暴政，反对我们的文化将我们包裹在羊水般的感官享受之中，使我们对现实的感觉变得迟钝，从而无法唤醒我们去承担责任、去爱或去敬拜。我们必须抵制对我们本性进行技术控制的诱惑，这种控制会让我们冒着被非人化的风险。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必须认识并克服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背叛，它会从内部颠覆我们。面对这些加速的发展，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从未如此具有时代性，它所发出的警告也从未如此紧迫。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重申道德自律的重要性，重申通过男女合一的爱来孕育新生命的重要性，重申划定市场和技术发展的道德界限的重要性，以及重申上帝是生命的赐予者、我们都是由他创造的这一真理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遭受有史以来最阴险捆绑的危险。
译：PSJ；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Brave New World, 85 Years L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