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美国最高法院女性自由派大法官——译注）的去世引发了许多关于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的人之间建立友谊是否有价值的讨论。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作为自由派人士的金斯伯格与她的同事、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保持着长期的友谊——在意识形态上，他们的共同点乏善可陈。
他们的友谊延伸到他们的家庭，他们有时一起庆祝新年。在一张令人难忘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斯卡利亚和金斯伯格在印度共度家庭假期时一起骑大象。我们所处的时代认为“朋友”往往就是指和我一样看待世界的人，他们的这张照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形象。
近年来，他们这种“怪异的友谊”成为许多专栏文章、广播节目、甚至歌剧的主题。他们奇怪的、反文化的例子使人不由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是通过无视差异而保持朋友关系，还是因为差异而使他们的关系发展？他们如何理解一般友谊的性质？我需要来自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朋友吗？当然，这些问题与基督徒有关：我们是否也应该重视这样的友谊？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思想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激进怀疑论者之间类似的、耐人寻味的友谊。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 1854-1921）是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他有位一生的朋友克里斯蒂安·斯努克·赫尔格隆杰（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 , 1857-1936），后者是一位自由派怀疑论者，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荷兰，巴文克和斯努克两位都是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他们的深厚友谊使他们成为“怪异的一对儿”。
巴文克和斯努克都是牧师的儿子，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当时他们正在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就读。尽管有这些共同点，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斯努克的父亲是主流教派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一名牧师，因“不忠实地抛弃”第一任妻子而被罢免，并与一名年轻女子（克里斯蒂安的母亲）逃到伦敦。斯努克·赫尔格隆杰这一双重姓氏属于荷兰贵族。作为一个年轻的贵族，克里斯蒂安来自一个有名望的家族中一个有问题的分支。
相比之下，巴文克家庭出身卑微。赫尔曼的父亲扬（Jan）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后来成为规模较小、神学上保守的教派归正会（CRC）的一位牧师。
巴文克和斯努克在学生时代就成了朋友，他们在余生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多年来一直在增加。我们也没有他们一起骑大象的照片。然而，我们确实有他们一生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他们分享个人的挣扎、试图在信仰和政治问题上说服对方、阅读和批评对方的著作，并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烦恼。
他们的书信是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到深刻的思想家和对基督教持有完全不同信仰的朋友之间丰富而坦诚的友谊。他们促使我们以基督徒的方式重新思考友谊的性质。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友谊越来越多地围绕着包装好了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这世界也鼓励我们在“回音室”中寻找朋友。
他们的学生时代从莱顿大学开始，这是荷兰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大学，大学的文化由贵族子弟主导：19世纪70年代典型的莱顿学生都有双重姓氏，表明来自贵族家庭，并且同学之间往往有着血缘或姻亲关系。一般来说，这就是斯努克的文化，但巴文克其实不属于这里。
然而，两人都很快发现他们在大学里是局外人。巴文克的家庭背景不够“贵族”，而斯努克的家庭则被丑闻所玷污。同时，这两个年轻人都对他们教授所教导的自由主义神学持批评态度。巴文克在教义和生活中致力于正统，而激进的怀疑者斯努克则对自由主义神学大胆而轻松的异端思想表示怀疑。
虽然两人都是局外人（尽管原因不同），但巴文克和斯努克并不是因为缺乏其他选择而成为朋友。巴文克并不是莱顿大学唯一的神学保守派学生，而斯努克还可以与其他自由派贵族混在一起。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投资于这种特殊的友谊呢？
在莱顿的头两年，学生们在进入学位专业之前必须学习人文基础课程。在那个时期，巴文克和斯努克首先是在其中的一门课程——阿拉伯语——建立关系的。巴文克觉得这门课很枯燥、很难学，他们的友谊始于寻找学习伙伴；很快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彼此都有很大的投入。
1878年，两个年轻人都参加了同一个考试。巴文克获得了优等奖（cum laude），而斯努克只是仅仅及格。巴文克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公正，认为这是出于教授对他朋友的个人厌恶，并拒绝接受这位教授的课程证书，最终他被取消了优等生称号。斯努克给巴文克的书面答复是：“对我来说，这样的友谊比纸上的文字更有无限价值。”在他们的学生时代结束时，他们的友谊已经变得非常忠诚。
随着他们的生活前行，巴文克和斯努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巴文克成为了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并以他独特的正统、社会参与、基督徒敬虔而闻名直至最后一息。斯努克后来获得了伊斯兰研究的博士学位。他前往麦加，在途中皈依了伊斯兰教，以便进入这个只有穆斯林才能进入的城市，在那里他拍摄了第一批朝圣期间的麦加照片，不久他将这些照片出版成书，这为他带来了国际声誉。
后来，他到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生活了多年，在那里以穆斯林的身份生活（用Abd al-Ghaffar这个名字），与穆斯林妻子结婚并生下了穆斯林孩子。然后回到荷兰，在那里他恢复了自由的荷兰身份，并与一位荷兰妇女结婚。毫无疑问，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名的东方学家，而且在当时比他的神学家朋友要有名得多（尽管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
尽管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反差，但巴文克和斯努克在他们的一生中仍然保持着定期的联系——包括当面，也通过信件。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两人都重视“批判性友谊”，并认为当一个人被那些以同样方式思考的人包围时，他的洞察力很快就会变得枯燥。
他们认为，一个真正敏锐的思想家需要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亲密朋友，但这个朋友并不认同他最基本的假设。巴文克曾将他们的友谊描述为“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友谊。
为此，他们定期阅读和讨论对方的著作——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分歧。他们在伊斯兰教、世俗化、圣经的权威性，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主张方面的互动让我们毫不怀疑，他们的信仰是天壤之别。
正如我在《巴文克：一本批判性传记》（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中指出，巴文克可能对斯努克在麦加和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生活一无所知。例如，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斯努克为了进入麦加而成为穆斯林，而且在斯努克与一名穆斯林少女的婚姻问题上，斯努克对巴文克撒了谎，这似乎也是事实。显然，他们的友谊并不总是容易继续。
然而，它确实在继续。巴文克的《启示录的哲学》（Philosophy of Revelation）一书是作为一部针对怀疑论者的辩证法著作而写的，似乎至少部分是为了说服斯努克——尽管从他们后来对这本书的讨论来看，他似乎并没有被巴文克的论点所征服。
尽管两个人都意识到他们的距离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加，但他们仍然致力于他们的“批判性关键友谊”，直到最后。例如，在巴文克去世的前一天，斯努克给这位朋友的妻子约翰娜·巴文克·席普斯写信，讲述了他最后一次去巴文克的病床前的情况。“我仍然被我的最后一次访问深深地影响着：绝望，但也得到了启发。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好朋友除了虔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我和他的友谊从1874年一直到1921年。”
这样的友谊当然有其耐人寻味之处。在巴文克-斯努克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两个人提出了很多同样的问题，包括神学和社会问题，但从完全不同的预设和角度出发：是否可能认识上帝？如果是的话，如何认识？宗教仅仅是一个人类文化的问题（斯努克），还是一个指向更高的东西的现实（巴文克）？
从他们的一生来看，他们的友谊是两位思想家之间真诚而漫长的对话，他们有着双重的动机：说服对方，以及向对方学习。一个世纪之后，这个例子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它在使巴文克成为现在被许多人喜爱的有洞察力、敏锐和有说服力的作家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这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也许就像在同一头大象上看到观点对立的大法官一样罕见。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Befriend Your Opponents? Bavinck on 'Critical' Friend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