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一本新出版的书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R. Albert Mohler Jr.）在书中主张：“政府完全有权限制和惩罚亵渎行为。”这不仅与他先前的立场截然相反，也有人指出，这一主张与美南浸信会的《浸信会信仰与信息》（2000 年版）》（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2000）相抵触。随后，莫勒又发表了一篇新文章，撤回了对亵渎法的支持，承认：“我错了。”
让我们梳理一下亵渎法涉及的历史、法律、神学和教会论问题，看看支持这类法律，为何与浸信会一贯的立场相去甚远。
1676 年，英国普通法首次将亵渎认定为犯罪，其政治背景之一便是政教合一。1534 年，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确立亨利八世为教会元首，与教皇决裂，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由此成立。但王室与议会围绕教会控制权展开争夺，最终引发了 1642 年爆发、断断续续持续至 1651 年的英国内战。战争期间，议会召集威斯敏斯特会议，为敬拜、教义和教会治理拟定统一标准。
会议于 1646 年制定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英国议会则在 1648 年批准了一个修订版本，称为《基督教信仰条款》（Articles of Christian Religion）。由于担心教权凌驾于政权之上，议会删除了信条第 20 章第 4 条。这一条原本承认，除了政府官员，教会也有权惩处那些“发表……违背……基督教公认原则之观点”的人。
议会却保留了第 23 章第 3 条，肯定政府官员有权、也有责任“采取措施……使神的真理得以保持纯正完整；使一切亵渎和异端受到压制；防止或纠正敬拜与纪律中的一切败坏和滥用；使神所设立的一切规条得到妥善确立、施行和遵守”。这样，议会便确保了压制异端属于政治和法律职能，而不是由独立教会处理的神学事务。
内战平息后，议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统称为《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以各种方式迫害不按英国国教方式实践信仰的人。其中一项法律规定，凡参加英国国教以外、人数超过五人的宗教聚会，就可能遭到罚款或监禁，理由是这种聚会具有“煽动叛乱”的性质。1673 年《宗教审查法》（Test Act）通过后，对不从国教者的迫害仍在继续。这项法律要求所有文武官员宣誓效忠英国国教。它之所以称为“审查法”，是因为它把是否认同国教设为担任公职的资格审查标准。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教会背景下，马修·黑尔（Matthew Hale）于 1676 年审理了泰勒案（Taylor’s Case），确立亵渎为英国普通法上的罪行。农民约翰·泰勒（John Taylor）被控以极其污秽的言语攻击基督，那些话甚至不宜在这里复述。首席大法官黑尔判定泰勒犯有亵渎罪，并解释说，“亵渎的言语不仅冒犯神和宗教”，也会“瓦解维系公民社会的一切义务”，因为“基督教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因此，诋毁基督教，就是发表颠覆法律的言论”。换句话说，既然教会与国家已经合而为一，亵渎就“会导致整个政府的瓦解”。
同一个世纪，浸信会在英国兴起，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政治神学道路。1612 年，托马斯·赫尔维斯（Thomas Helwys）建立了英国第一间浸信会教会，这间教会由一群脱离国教的信徒组成。赫尔维斯坚定地捍卫宗教自由，认为：“人对神的信仰，是神与他自己之间的事。国王不必为此交账，也无权在神与人之间作审判者。”
因此，英国浸信会不承认国家有权禁止亵渎和异端。正如赫尔维斯所说，国王无权对“异端者……施加哪怕最轻微的惩罚”。1689 年通过的《伦敦浸信会第二公认信条》（Second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of Faith），大体以《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为蓝本，却作了几处重要修改。其中就包括删除第 20 章第 4 条和第 23 章第 3 条，也就是那些授权政府强制宗教一致、惩罚亵渎和异端的条文。这两章在浸信会信条中分别成为第 21 章和第 24 章。
每到感恩节前后，人们常会讲述一个经过美化的故事：英国分离派信徒为了寻求宗教自由，先逃往荷兰，最后来到美洲。事实上，这些清教徒移民并不是浸信会基督徒。他们来美洲，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宗教自由，但并不是要让所有人都享有宗教自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很快就在 1641 年的法典中，将亵渎列为死罪。
最终，美洲各殖民地都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官方宗教，几乎所有殖民地都将亵渎定为犯罪。唯独罗得岛保障言论自由，连亵渎言论也包括在内。罗得岛的创立者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曾短暂担任浸信会牧师。不过，浸信会在这些新殖民地的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
一百多年后，1787 年 5 月 25 日，美国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制定的宪法于同年 9 月签署，随后交由各州批准。几乎与此同时，美国长老会人士也于 1787 年 5 月 28 日在费城开会，讨论修订《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重点是第 20 章和第 23 章，以及其中关于政府权限的论述。
修订后的第 20 章，删除了授权政府惩罚传播错误宗教观点的措辞；第 23 章第 3 条则被彻底重写，取消了政府惩罚亵渎和异端的权力。此前，浸信会已在《伦敦浸信会第二公认信条》中整条删除了这一条。一年后的 1788 年 5 月，长老会纽约与费城大会正式通过了这些修订。仅仅几周后，第九个州批准了美国宪法。
许多浸信会信徒曾反对批准宪法，因为宪法没有明文保障宗教自由。1788 年初，弗吉尼亚州是否会批准宪法，仍悬而未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浸信会牧师约翰·利兰（John Leland）及该州浸信会总委员会（Baptist General Committee）的反对。利兰尤其坚定主张，每个人都有权“无所畏惧地自由发言，坚持自己所信的原则，按自己的信仰敬拜……政府应当保护他这样做的权利”。为了促成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承诺，第一届联邦国会召开后，他会提出一份权利法案。
麦迪逊信守承诺，提出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第一修正案的条文。这些修正案于 1789 年 9 月获得国会通过。由此形成的联邦政治和法律环境，与英国审理泰勒案时的处境大不相同。修订后的美国宪法明确禁止以宗教审查作为担任公职的条件，也禁止联邦政府设立国教。
但麦迪逊提出的这些修正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权利法案》，最初只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并不直接约束各州。最高法院很快也确认，这些限制不适用于各州的权力。同时，第一修正案也禁止联邦政府干预各州已经确立的官方宗教制度。
事实上，直到 19 世纪初，有些州仍然以宗教审查作为担任公职的条件，征税供养教会，偶尔还会依据刑法惩罚亵渎行为。不过，到 1844 年，各州的国教制度大体上已被废除，亵渎罪的起诉也几乎完全绝迹。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美南浸信会于 1845 年成立。浸信会历来反对设立国教、捍卫宗教自由，美南浸信会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既明确反对亵渎法，其一贯持守的原则也与这类法律不相容。
从 1925 版到 2000 版，美南浸信会的《浸信会信仰与信息》始终宣认：“国家无权因任何宗教观点而施加惩罚。”人们有权“在宗教领域形成并传播自己的观点，不受政府权力干预”。正如 2000 年版所说：“教会与国家应当分离。”
在莫勒参与合著的一本《浸信会信仰与信息》（2000 年版）注释书中，作者们明确强调：“国家不应偏袒任何一间教会”，而且，“通过立法给予某个宗派或宗教特殊优待，不符合浸信会的理念”。很难想象，这些表述如何还能容许以刑法惩罚亵渎基督教的言论，因为这样的法律必然给予基督教高于其他宗教的待遇。
因此，美南浸信会通过的决议中，从来没有一项呼吁政府惩罚亵渎，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唯一涉及这个问题的决议，反而“反对政府以任何方式强迫或强制推行宗教信仰，包括制定亵渎法”。莫勒本人过去也曾撰文，强烈反对亵渎法。
那么，莫勒是怎样转而支持亵渎法的呢？他的论证建立在浸信会历来反对的一种要求上：由政府强迫人表态，承认国家的宗教性质。莫勒在书中写道：“承认国家政府本质上具有基督教性质，并以基督教信念为根基”，应当成为取得公民资格或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
然而，17 世纪英国王室正是借着要求人作出宗教认同，将不从国教的浸信会信徒和其他分离派信徒排除在政府公职之外，尽管当时要求认同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浸信会四百多年来一直教导，“唯独神是良心的主”。一旦接受政府有权强迫人作出这种宗教表态，距离赞同亵渎法就只有一步之遥。正如莫勒所说：“法律应当限制和惩罚亵渎，因为它威胁社会秩序”，并“削弱国家与民族的正当性”。
莫勒在本周的新文章中解释，他之所以支持亵渎法，是因为他“主张在宪法承认国家宗教性质的前提下，重新界定亵渎法”。但事实上，莫勒对亵渎的定义与首席大法官黑尔并无二致，他重复的正是黑尔于 1676 年确立普通法亵渎罪时的理由：亵渎会颠覆以宗教为根基的国家。从浸信会的历史立场看，莫勒最根本的错误，不在于重新定义亵渎，而在于把所谓的宗教“认同”设为担任公职和享有完整公民资格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宗教资格审查。
由此可见，即使不说支持亵渎法违背了美南浸信会的《浸信会信仰与信息》（2000 年版），至少也明显偏离了浸信会的历史传统。在一个日益敌视基督教信仰的文化中，浸信会若放弃自己的传统，转而支持政府动用权力惩罚持异议者，实在是极其愚昧。
能够自由质疑当下文化奉为圭臬的观念，这份自由今天保护我们，明天使我们能够推动改变，也保障我们可以继续传扬福音——唯有这福音，才能带来最终的拯救。愿主快来！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Our Baptist Forebears Wouldn’t Support Blasphemy La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