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是在多伦多的中央浸信会神学院（Central Baptist Seminary，简称 CBS）。1989 年至 1991 年间，学院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当时，学校没有设立院长，而是由一个三人管理小组负责带领。罗伊·劳森（Roy Lawson）便是这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在加拿大福音派浸信会联会（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Churches in Canada）中，罗伊绝对是一个头面人物，影响力极大。坦白说，我甚至有点怕他！但我的学术同仁斯坦利·福勒（Stanley K. Fowler）却完全不怵他。
有一次，罗伊正在抱怨我们联会内部的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联会中，加尔文主义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斯坦当场问罗伊，能否准确定义极端加尔文主义。这下可把罗伊难住了，他一时语塞，对口若悬河的罗伊来说，这种情况少有出现。看到罗伊给不出定义，斯坦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言辞犀利却又语气谦和地对罗伊说：对自己无法定义的事物横加指责，实际上是在做假见证！
这就是典型的斯坦：始终捍卫真理，从不畏惧艰难，言语亲和，令人折服。
我记得与斯坦的第一次交谈是在 1983 年或 1984 年左右。那是中央浸信会神学院（当时位于多伦多的琼斯维尔大道 95 号）每两周一次的礼拜之后——所以那天大概是周二或周四。
礼拜时我们并肩而坐，结束后便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让我感到既惊喜又欣慰的是，我发现自己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他乐于知性层面的反思，他的兴趣远不止于基督教信仰的实践。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们之间的友谊主要围绕着在中央浸信会神学院共同开展的工作。每年的五月教师灵修会，以及九月和二月的学生灵修会，都让我们的交情日益深厚。90 年代期间，我们曾多次一同外出。首先是在 1992 年 4 月，我们前往惠顿大学参加了一场名为“跨大西洋视野下的福音派”（Evangelicalism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的大型学术研讨会[1]。能亲耳听到当时最杰出的福音派历史学家，如大卫·贝宾顿（David Bebbington）、乐马可（Mark Noll）、大卫·威尔斯（David Wells）以及伊迪丝·布鲁姆霍费尔（Edith Blumhofer）——探论辩论福音派运动的本质，真是莫大的荣幸。我以前从未去过像惠顿这样规模的基督徒校园，甚至那里的餐厅都让我大开眼界！当然，最愉快的莫过于往返途中在车里的畅谈。
1993 年，中央浸信会神学院与伦敦浸信会圣经学院及神学院（London Baptist Bible College and Seminary，简称 LBBCS）合并。此后，我们在 90 年代又参加了许多其他会议。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每年都去参加在密苏里州利伯蒂的威廉·朱厄尔学院（William Jewell College）举行的司布真牧者研讨会。该会议由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加里·朗（Gary Long）牧师主持，他是我见过的一位最了不起的基督徒。加里弟兄让我们在那个引人入胜的研讨会上宾至如归，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听到了阿尔伯特·莫勒（R. Albert Mohler）、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唐·惠特尼（Don Whitney）、吉姆·埃利夫（Jim Elliff）和马克·科彭格（Mark Coppenger）等人的讲道。
有一次开车经过印第安纳州时，一场特大雷雨尾随了我们好几个小时。在倾盆大雨中开车，开得胆战心惊。还有一次，我们住在斯坦父母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郊外的家里，这次经历让我亲身感受到了斯坦成长过程中那种稳固的基督教环境。
此外，我们还参加了在安大略省举行的福音派神学协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年度地方会议，后来该组织在麦克马斯特神学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的克拉克·皮诺克（Clark Pinnock）带领下，改组为加拿大福音派神学协会（Canadi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Association）为止。在金斯顿（Kingston）举行的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我初次见到了大卫·巴克（David Barker），并听说了中央浸信会神学院与伦敦浸信会圣经学院及神学院合并的可能性。
在促成中央浸信会神学院与伦敦浸信会圣经学院及神学院合并的讨论中，斯坦是 CBS方面的核心人物。如果不是他那稳健的带领能力，那所于 1991 年至 1993 年间蜗居在戈姆利村（Gormley）购物中心里的CBS，恐怕早已彻底消亡。在与 LBBCS的谈判中，斯坦是最完美的领袖人选：他对待信仰的基本要道立场坚定，而对于基督徒生活中非核心的其他议题，则表现得通情达理、非常包容。
然而，对我而言，合并后的那几年却充满了挣扎。从 1993 年到 1999 年，我一直在反复思考是否应该留在传统学院（Heritage，合并后的校名）。最终，尘埃落定，我选择了离开传统（该校在伦敦市待了两年后，于 1995 年迁往剑桥市）。而斯坦则继续留任，成为学校的核心。在 21 世纪头十年的那些艰难岁月中，他的存在和带领对于保全传统学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 2007 年起，由于我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任教，与斯坦的联系显著减少。直到 2008 年，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办的安卓·福乐浸信会研究中心（Andrew Fuller Center for Baptist Studies）年度研讨会上，我们才再次团聚，当时斯坦发表了题为《17 世纪的浸信会联会》的演讲。2014 年，当福音派神学协会全国年会在加州圣迭戈举行时，我们又共度了一段美妙的团契时光。在那次会议期间，我们夫妇二人与史蒂夫·韦弗（Steve Weaver，他在美南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见首图）及他的妻子格雷塔共进了一顿令人难忘的晚餐。
2012 年以后，我开始回到传统学院兼职任教，我们又得以偶尔见面。2016 年，在斯坦七十寿辰之际[3]，我有幸与他在传统的长年同僚大卫·巴克和巴里·豪森（Barry Howson）共同编辑了一本为他祝寿的论文集。而就在今年，在传统学院的新大楼里[4]，我们为斯坦的两卷本作品集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以此向他致敬，这真是莫大的殊荣。
斯坦为了传统学院的成功倾注了全部心力，因为他知道，神学院对于地方教会的兴旺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在他这两卷作品集问世之前，他的出版著作主要只有关于洗礼礼仪的博士论文，以及一本同一主题的通俗读本。[5]我热爱写作，也深感当今极端思想盛行的时代，需要斯坦那种基于基督信仰的理性平衡声音，我一直渴望他能写出更多作品。
顺带提一句，就我个人而言，在如今这个深度撕裂、争端不断的时代，安大略省恐怕无人能取代斯坦的作用。我不止一次地想：“噢，要是能听到斯坦对这件事的看法就好了。”但回过头来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传统学院的领导工作中，事实证明，这对学院的蓬勃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传统学院的学生以及将学生送往这所学院的教会，都深深地感激这位忠心主仆，这位为教会服务的神学家。
[1] 关于本次研讨会发表的论文，请参阅：乔治·A. 罗利克（George A. Rawlyk）与乐马可（Mark A. Noll）合编的《奇异恩典：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福音派》（Amazing Grace: Evangelicalism in Australia, Brita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大急流城：贝尔克出版社，1993 年）；以及乐马可、大卫·W. 贝宾顿（David W. Bebbington）与乔治·A. 罗利克合编的《福音派：1700-1900年间北美、英伦三岛及其他地区流行新教的比较研究》（Evangelicalism: Comparative Studies of Popular Protestantism in North America, the British Isles and Beyond 1700‒190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
[2] 关于这段合并的历史以及斯坦在其中的作用，请参阅：迈克尔·海金（Michael A. G. Haykin）与乔纳森·N. 克莱兰（Jonathan N. Cleland）合著的《无价的传承：传统学院与神学院史论文三篇》（“A priceless heritage”: A history of Heritage College and Seminary in three essays，剑桥：传统神学院出版社，2023 年），93-102 页。
[3] 参见大卫·G. 巴克（David G. Barker）、迈克尔·海金与巴里·H. 豪森（Barry H. Howson）合编的《教会总是在改革中：为尊荣斯坦利·福勒七十寿辰而作的教会论祝寿论文集》（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 est: the church is always reforming. A festschrift on ecclesiology in honour of Stanley K. Fowler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基奇纳：约书亚出版社，2016 年）。
[4] 迈克尔·海金与乔纳森·N. 克莱兰合编，《为教会服务的神学家：斯坦利·福勒作品集。第一卷：救恩论、道德神学与当代议题》（A Theologian in Service of the Church: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Stanley K. Fowler. Volume 1: Soteriology, Moral Theology & Contemporary Issues，剑桥：传统神学院出版社，2025 年）；以及同著者合编的《为教会服务的神学家：斯坦利·福勒作品集。第二卷：教会论、圣礼论与末世论》（Volume 2: Ecclesiology, Sacramentalism & Eschatology，2025 年）。
[5] 斯坦利·福勒著，《不仅是象征：英国浸信会对洗礼圣礼论的重拾》（More Than A Symbol: The British Baptist Recovery of Baptismal Sacramentalism，卡莱尔/韦恩斯伯勒：帕特诺斯特出版社，2002 年）；以及同作者著，《重新思考洗礼：浸信会的一些反思》（Rethinking Baptism: Some Baptist Reflections，尤金：威普与斯托克出版社，2015 年）。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加拿大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 theologian in service of the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