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日星期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一世在梵蒂冈主持弥撒仪式,册封特雷莎修女为圣徒。她曾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服事穷人和垂死之人著称,以下的九个事实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认识她。
第一,本名为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Anjezë Gonxhe Bojaxhiu)的特蕾莎修女1910年生于时属奥斯曼帝国科索沃省的斯科普里(今北马其顿共和国首都)。十八岁时,她只身加入了爱尔兰洛雷托修会(the Sisters of Loreto)。正是在那里,她依圣徒小特蕾莎(Saint Thérèse of Lisieux)的名字更名为玛丽·特蕾莎修女。一年后,特蕾莎修女于1929年移居印度,在一所天主教女校教书。
第二,特蕾莎修女于1946年领受了她后来称之为“圣召中的圣召”。她自称耶稣亲自对她说话,呼召她放弃教职,去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服事城中最贫弱的人。1950年,梵蒂冈批准她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这群修女们发愿以贞洁、贫穷、顺服为誓言,“全心全意、不计报酬地为最穷困的人提供服务。”到70年代末,仁爱传教修女会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国都建立了分会。
第三,1967年知名记者马尔科姆·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为BBC的电视节目采访了特蕾莎修女,由此,她和她所在的宗教团体获得了国际关注。由于采访节目大受欢迎,蒙格瑞奇一年后赶赴加尔各答拍摄了纪录片《神所行的美事》(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的纪录片,该片描述了特蕾莎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House of the Dying",蒙格瑞奇1971年也出版了同名书籍)。
第四,特蕾莎修女一生所获奖项和荣誉超过120项,可谓享誉国际。教宗保禄六世于1971年颁予她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平奖,1979年她又被颁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其获奖理由中写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把和平奖颁给特蕾莎修女是因她的工作给受苦的人类带去帮助。今年,世界的关注已转向困境中的儿童和难民,这些正是特蕾莎修女多年来无私服务的领域。”她也于1985年受获美国最高荣誉奖,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第五,特蕾莎修女在1979年诺贝尔颁奖大会上,称堕胎是“和平最大的破坏者”:
我们现在在谈论和平。但这些事正是破坏和平的,今天最大的和平破坏者就是堕胎,因为它是一场直接的战争,直接的杀戮——由母亲自己参与的杀戮。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上帝清楚地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而最打动我的是经文的开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会忘记你。”今天最残忍的杀害,也是和平的最大破坏者,就是堕胎。站在这里的我们要记得是我们的父母要了我们。如果我们的父母曾对我们做了那事,我们将不会站在这里。我们要我们的孩子,爱他们,然而还有数以百万的人,她们怎么想呢?很多人非常在意印度的孩子,非洲的孩子,她们中相当数量的人或死于营养不良、或死于饥饿等等,但也有数以百万的人死于母亲不可扭转的意念之下。这就是今世和平最大的破坏者。因为如果一位母亲可以杀死自己的婴孩——剩下的不过是你杀我我杀你的残酷——除此以外再没有其它了。
第六,因为特蕾莎修女反对避孕和堕胎,所以世俗主义者常谴责她。但引起广泛争议的则是她允许其所在的慈善机构为穷人提供不充足的护理,以及慈善基金存在潜在的管理不当。尽管她藉着声望为其慈善事工获捐数千万美元,其机构名下的孤儿院和护理中心却经常不达标。罗宾·福克斯(Robin Fox )于1994年造访特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后,将其经历发表在英国医疗期刊《柳叶刀》上。福克斯指出,医生只是偶尔探访病人(绝大部分的护理工作是由未受训练的志愿者提供的),在减轻临终病人的痛苦上,所提供的护理是不充足的,导致他们受了不必要的痛苦。另一位观察者在2008年指出,“我震惊于所见的疏忽。用冷水冲洗针头,反复使用,过期的药物被塞给犯人。若有恰当的看护,有些人本有机会活下去的。”
第七,基督徒也因为特蕾莎修女淡化传福音,支持普救主义而对她提出批评。在她的《圣灵中的生活:反思、默想和祷告》(Life in the Spirit: Reflections, Meditations and Prayers)一书中,她提到说:
我们的目的是把神和祂的爱带给贫穷中最穷困的人,无论他们的种族和信仰如何。我们判断是否给予帮助的关键是需要而非信仰。我们从不劝人归信基督,而是在工作中为神爱的同在作见证。如果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或无神论者由此成了更好的人——仅仅是更好——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对个人来说,他归属于哪个教会是重要的。但如果某人认为并相信这是来到神面前的唯一方式,那这就是神进入他生命的方式。如果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法,如果他心中不存疑问,不认为还需要另觅他径,那这就是他得救的道路。
当一位天主教神父问她是否会劝人归主时,报道称她给出了以下的回答,“是的,我会劝他归信。我会劝他成为一个更好的印度教徒,或更好的穆斯林,或更好的新教徒,或更好的天主教徒,或更好的帕尔西教徒,或更好的锡克教徒,或更好的佛教徒。在你找到自己的神后,你就要做神要你做的事。”
第八,特蕾莎修女去世后,她披露于世的信件显示,她经历了将近50年的信仰危机,时而怀疑神的存在,时而感到神在她生命中的缺席。这种缺失感始于1948年间,不久后她就开始在加尔各答事奉穷人,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她1997年去世。就如大卫·凡·毕马(David Van Biema)在时代周刊中所写的:
在超过四十封书信中她哀叹自己经受的“干涸”、“黑暗”、“孤独”和“折磨”。其中大部分书信从没有被发表过。她将这些痛苦比喻成地狱的煎熬并因此怀疑天堂甚至上帝的存在。她深深意识到自己内心世界和外界形象的巨大差别。“我的微笑”,她写道,“是一副面具”或者“遮盖一切的斗篷”。同时,她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言语上欺骗了公众。“我讲话的时候好像我是发自内心地爱着上帝。但是,如果你看到我的内心世界,你会说,‘多么虚伪’”,她对一位顾问说。
第九,对天主教会而言,特蕾莎修女要被封为圣人,需要经过漫长的宣福册封和封圣环节。封圣过程通常历经多年,其开端一般不会早于其人去世的第五个年头,但特蕾莎修女得到了教宗保罗二世的特许。在宣福前(确认该人有能力在神面前,以她的名义为人代求),候选人必须要有一个在其死后被勘定的神迹。在宣福礼之后,教会要在封圣前寻找第二个神迹。如果已经找到一个,两个神迹又符合其他条件,教宗会为其举行特殊的弥撒,封此人为圣人。据称跟特蕾莎修女有关的第一项神迹是对印度妇女莫妮卡·贝思拉(Monica Besra)的医治,她患有腹部肿瘤,医生已判定其无药可救,但在把一枚碰触过特蕾莎修女遗体后的神奇吊坠放在贝斯拉的胃部上方后,她的肿瘤不治而愈。第二个神迹则是一位巴西男子宣称,在他和家人向特蕾莎修女祈祷后,脑部的细菌感染得到了治愈。
为什么像福音联盟这样的福音派网站要写一位所持宗教观点和福音如此相悖的人物呢?我认为有两个理由让福音派了解特蕾莎修女:第一,她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历史人物。她一生中曾18次获得提名入选盖勒普年度最值得尊敬的人物。在全球范围内,她是美国人最崇敬的十名知名女性之一,在80年代、90年代曾数次位列第一。1999年,美国的一次民调中,她当选为20世纪最受尊敬的人物。其次,对很多人而言,特蕾莎修女成为了基督教慈善的代名词。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需要对这位加尔各答的修女有所了解。尽管我们应当把特蕾莎修女看作反堕胎的勇士,对穷苦人士有热切的关注和服事,我们也该注意到她的许多缺陷与不足,不至于把她当作无可争议的基督教领袖。
译:EYZ;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9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Mother Tere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