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布真本可以是伦敦最富有的百万富翁之一。
但事实恰恰相反,他死时很贫穷。
与他同时代的伦敦牧师不同的是,司布真死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上百万英镑的钱财。苏珊娜告诉一家浸信会报纸说,她丈夫只留下了2000英镑(《诺丁汉晚邮报》,1892年3月31日)。
与司布真实际挣到的钱相比,这个数目小得惊人。事实上,司布真事奉中最被人忽略的方面之一是他的个人财务状况。
让我们来看看司布真的钱包可以教会我们什么。
下面的数字已经由司布真时代的英镑转换成了今天的美元。通过一个标准化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货膨胀已经计算在内。作为通用参考,当时的一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17.78美元。
1870年至1891年卖出的讲章和书籍收入:
全部书籍和讲章的销售额 = $26,144,925.33美元
记住,这只是司布真一生挣到的钱的一小部分。他写了大约150本书,出版了一份月刊杂志,又通过早期更为流动的事奉工作时期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你曾否想过,司布真的年薪是多少?
司布真在沃特比奇教堂担任牧师时只有十几岁,因此,他的报酬微薄,相当于每年5,443美元,而且其中的3,773美元(他工资的69.3%)还要用来付房租(《自传》1:253):
“他们付给我每年45英镑的薪资,而我每周必须为我租用的两间房子付12先令,这样,我的收入就不够养活自己;不过会众虽然没有钱,却有农产品,他们每家杀猪,都毫无例外地送一份肉给我。”
1854年,司布真接受了新花园街礼拜堂的牧师职位。此后,由于从座位租金额得到的钱(这种做法在福音派教会中早已废除),他的收入激增。
搬到伦敦三个月后,司布真挣到的钱足以由他自己来支付教堂的维修和照明费用(《自传》2:123)。此后不久,他就再也没有从教会领过薪水。
司布真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他对钱财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当新花园街礼拜堂再也容纳不下人群时,司布真亲自贡献出了5,000英镑(579,421美元)来建一座新的教堂——都市会幕教堂。为了补充这笔费用的不足,1859年他甚至考虑要不要接受邀请以10,000美元的薪酬到纽约音乐学院的歌剧院讲道(《布鲁克林金鹰日报》1859年2月5日)。
为了省钱,司布真放弃了他的教堂蓝图中原想在屋顶修建四个大型塔楼的计划(《自传》2:320-21):
当司布真得知这些塔楼每个大约要花费1000英镑时,他认为,这笔钱可以用在更有价值的事上,因此叫人把塔楼略去了。
司布真不仅为这个新建筑贡献钱,他也出钱重建他的第一个礼拜堂:1863年沃特比奇教堂被火烧毁,他就自己出钱请建筑师,并支付了建筑新教堂的一切费用,这座教堂至今还屹立在那里。
司布真用他出版的书籍和讲章赚来的钱建立了六十六个组织和机构。其中一些是,两个孤儿院,一个书籍基金会,一个节食赠衣协会,许多救济院,养老院,为盲人和儿童开办的主日学校,警察事工,堕落妇女事工,还有其它几十个事工机构。
这都不是廉价的初创事业。
修建牧师学院花了15000英镑(1,814,400美元),“其中很多都是司布真直接奉献的,或是他在其它教堂的讲道收益”(戴利莫,《司布真传》,143页)。牧师学院每周也需要100英镑(11,778美元)的开销,这笔费用经常由司布真个人承担。
司布真支付了他在牧师学院里学生的全部教育费用,其中许多人来自贫穷弱势的下层。他常常给他的学生买讲道用的西服套装穿(戴利莫,《司布真传》104页)。
救济院也花去了司布真大量的钱。1879年五月20日,司布真的执事们给了他和苏珊娜一笔总额为6,233英镑(753,943.68美元)的爱心款项,来祝贺他们结婚25周年纪念日。司布真把其中的大部分都捐给了救济院(5,000英镑/579,421美元)。
司布真每年筹集40英镑用于售书事工,这项事工向全英格兰的牧师售卖基督教圣道书籍。
司布真在亲友有需要时也随时慷慨解囊。每当他发现哪一个亲属经济拮据时,他都要寄去钱。从他后期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他一生中时时寄送钱财、食品和礼物给他的父母。
司布真对钱财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时发生的一件事。孩提时代,他有一次走进一家店铺,为得到一支铅笔而欠了债。父亲发现后,给幼小的查尔斯·司布真上了一堂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课(《自传》,1:40):
至于我父亲是怎么发现这小笔生意的,我压根儿不知道,或许是某只小鸟告密,让他知道的吧。他一发现,就迅速来和我严肃处理这件事。愿上帝为此祝福他;他是一个很明智的人......他给我上了一堂强有力的有关欠债的课。他说到欠债怎样如同偷盗,人们怎样被这个习惯毁掉;一个小男孩欠一便士的四分之一(极少的钱),有一天就可能欠一百英镑,然后进监狱,羞辱自己的家庭。这确实是一堂课,我觉得我现在都能听到爸爸的教诲,回想起来,我都感到如雷贯耳。然后,父亲叫我去到那家店铺还笔,我一路痛哭着,感觉就好像个被押回军营的逃兵。
令司布真感到很自豪的是,1861年都市会幕建成投入使用时没有欠下任何债务。然而有趣的是,他作出了反对筹集一大笔捐赠基金的决定。他也没有大量捐款给他的牧师学院,或是其它任何事工。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信任未来。在“降格争论”(和自由派之间的一场论战)中,司布真自己的许多执事,学生,甚至他的一个胞弟都背叛了他。这使得他不太愿意为未来的领袖筹款。既然他最亲密的朋友都背弃了他,他又怎能保证他的接班人不会背离正统神学呢?
司布真相信,神既然呼召了他,也必然会装备他。他对钱财的使用方式反映了一种管家心态,而不是拥有者的心态。
“我们确信,神将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祂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注意,牧者们!》 1:vii)
毫无疑问,司布真充分利用了科学技术带来的舒适便利条件。一辆由四匹马拉的马车载着这位布道家去教堂讲道。司布真吃得像个国王,接受了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到法国南部度假,乘坐火车也常常坐头等车厢。在鲍勃·罗斯所写的《C.H.司布真画传》70-71页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次坐火车时,一位传道人看到司布真走进头等车厢,于是自夸说:“为了节省主的钱,我这坐的是三等车厢。”
司布真回答说:“我坐头等车厢,为的是节省主的仆人。”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司布真生活的确很舒适。但他那样生活,目的是为了维护他那日渐衰弱的身体,好从事事奉工作。
随着司布真健康状况恶化,他的医生劝他搬到地势高一点儿的地方住,摆脱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雾霾。但是,第一眼看到伦敦南部的那幢房子时,他禁不住惊叹说:“哦,这地方对我来说过于豪华了!”然后,他“离开了,完全无意成为其中的主人。” (《自传》4:51)
说司布真死时很贫穷,并不是要轻视伦敦下层百姓实际的贫困状况。然而,和司布真所赚来的千百万英镑相比,这位布道家去世时是穷困的。为了维持生活,苏珊娜被迫变卖房产,家具,还有丈夫的私人藏书(今天的司布真图书馆)。
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6:21)。
司布真也告诫我们钱财带来的各种危险。他去世前两年提出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今天如同1890年一样千真万确:“对一个垂死的人来说,金子不过是尘土。” (MTP 36:524)
译/校:改革宗经典出版社,原文刊载于司布真研究中心网站:4 Reasons Spurgeon Died Poor。